澎湃新闻:您在《少年发声》的开篇就谈到在教育问题的探讨中,教育对象始终是失声的,在您看来,这种状况为什么到今天特别需要引起重视呢?
陈瑜:这个跟时代有关系,在互联网时代之前,老师、家长是知识的垄断者,或者说是知识的主要来源,作为孩子,常常被教育你要听老师的话、要听家长的话,对吧?无论是知识还是做人的道理,都是一个从上至下的教化过程。但是互联网时代,知识的垄断被打破了,谁都有机会在互联网平台上获取知识。而且很多孩子跟我说,他们网上找教学视频,那些老师比学校老师讲得清楚,一知半解的地方他们会自己去查,还会对比平台上哪个老师讲得更好,所以对他们来说,老师这个角色已经不是唯一的知识权威了。
第二,从育人的角度来看,坦率说,现在有些老师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是值得商榷的,而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孩子天然会觉得在人格层面我和你是平等的,而且我有权利对事情发表不同观点。如果家长、老师还一味地用权威身份来打压他们的话,他们是要反弹的。我们70、80后没有对“听老师家长的话”这件事情很抵触、很敏感,也觉得“好好学习”是天经地义的,但今天这一切都被质疑,孩子们会问“为什么”。教育者觉得今天的孩子比以前的难教,但在我看来是孩子进步了,而我们的教育没有匹配他们的速度在前进、在变革。
孩子没有渠道发表观点,不代表他们没有观点,对吧?他们的观点可能曾经发表过,却被打击了,但他们会用其他的方式表达,有一些方式可能就是暴力的对抗,有一些可能在家长看来就是青春期的叛逆,也有一些孩子的反抗就是抑郁。这些其实都是问题的表征,如果我们依然把这些行为和情绪看作孩子单方面的问题,不让他们表达,我们就再一次错失了跟他们对话的可能。
澎湃新闻:在第一本《少年发声》的访谈中也有一些搁浅于抑郁症的孩子,但相对来说分享的成长情况更多元,比如有些遭遇二胎的家庭结构调整问题,还有一些特别自洽和阳光的孩子,为什么《少年发声2》会集中聚焦于与心理疾病斗争的孩子呢?以您的工作视野来看,孩子们遭遇心理疾病的状况是不是已经很严峻了?
陈瑜: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之后,就有很多有心理问题的孩子来找我,可能他们更需要一些倾诉的渠道,需要一个树洞。其中还有一些孩子自己患病之后,很希望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让更多的家长知道你们这样做是伤害孩子的,他们自觉肩负着一种使命,希望唤醒更多人,试图让教育和社会发生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些孩子非常了不起。所以,出于倾吐和想要救助同类的心理,这些孩子大批地来找我。
这些年我采访的孩子几乎覆盖了青少年常见心理疾病的各种类型,包括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双向情感障碍、厌食症,还有些孩子有自伤自杀行为。我从中挑选了一些最有代表性的案例集结成书,呈现了当今中国青少年心理问题的真实状况。这些被访的孩子处于不同学龄段,来自不同的城市,有一线城市也有小县城,有不同的学习能力,有些孩子是所谓的学霸,有些学习吃力,各种面向都有。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发声,看到这些孩子的身心问题是如何一步步发展的,可以抓取到共性问题,对教育进行反思。
目前青少年罹患心理疾病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而且很多孩子他有病,但他瞒着,或者说他曾经想让大人知道,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所以他们就自己扛。很多老师跟我说,现在每个班有那么一两个小孩焦虑抑郁,好像都已经是一个正常现象了。根据《2022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蓝皮书》的数据,我们的青少年的抑郁风险检出率是不低的。
我跟心理科医生们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说70、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抑郁症发病率跟印度差不多,但是这40年来,我们已经相当于欧美国家水平了。我们的社会发展压缩了人家国家一两百年的历程,会出现很多发展中的问题,而在教育方面的压力最后都传导到孩子身上。但孩子又是最为脆弱、最没有资源的,如果家长不帮他们撑起一片天的话,这些孩子真的是非常惨。
澎湃新闻:您觉得目前来讲,孩子和家长对于心理疾病的认知度以及病耻感高吗?是否影响疾病干预?
陈瑜:因为这些年社会上有关心理学的宣传比较多,大家可能会对青少年心理问题有一些概念,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认知不足的。比如说有些家长就会觉得小孩子不可能有什么心理问题,压根从根本上否认心理问题的存在;也有家长会认为孩子自称有心理问题,是为自己不好好读书找借口,“你就是懒、不上进”,去指责孩子;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的病耻感,承认孩子是有问题,但是这是我们家里的秘密,你不能告诉任何人,他们会担心孩子有心理问题被老师知道,会影响推优、升学,也担心学校知道后会不愿担风险,会想方设法让孩子退学。
其实我们从病理上来看,如果孩子情绪低落、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拒绝社交或者把自己封闭起来、动不动会哭、晚上失眠、食欲下降,这些抑郁症的典型症状持续两个星期,家长就应该及时带孩子就医。
现在有一个情况也很多,有些孩子已经确诊了是焦虑症、抑郁症,但是家长就不让孩子吃药,担心吃药会有副作用,不能集中精神读书,会有依赖性之类的,甚至有些孩子吃了一阵子觉得好一点了,家长就自行停药,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精神类的药物不可以擅自停,会让孩子的病程反复,对孩子是非常不利的。
澎湃新闻:那对于您书中提到的“如何为青少年构建他们乐于接受又易于获得的心理支持系统”您觉得有哪些可行的途径呢?
陈瑜:孩子的支持系统是可以分很多层的,最大的支持系统应该是父母,如果父母非常不给力的话,孩子可能就要向外寻找。其次是学校里的老师,有时候一个孩子,班主任或者任课老师、心理老师能够真正看见他、理解他,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支持。我之前采访过一个河南的高中生,他当时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一个培训机构的网课老师通过后台监控数据,发现这孩子一直在走神,就问他:“我感觉你状态不太对,怎么啦?你能跟我说说吗?”然后那个孩子就像泄洪一样地跟那个老师说了。
还有一个支持系统是同伴,如果这个孩子有闺蜜、有死党,哪怕是一个网上的好朋友,甚至是早恋对象,就会让他们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我眷恋的一种情感,就会有一些深度的连接,这个也很重要。
再往外扩的话,如果运气好有那么一两个明理的亲戚,这也是好的。如果这个孩子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能找一个专业的咨询师在孩子最艰难的时段陪着他走当然更好。
澎湃新闻:孩子其实常常是在替他们背后的家庭、社会“生病”,您和陈默老师在《少年发声2》和这次的这本《我为孩子打突围战》里都提到了家庭教育的学习问题,父母要学习,更要先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不是说“只有父母是不需要持证上岗的”么,而这种学习首先得是自己意识到了并且主动去寻求学习的机会,作为从业者,你们目前对推进家庭教育的学习有什么想法和展望吗?
陈瑜:很多家长真正开始学习家庭教育,是因为孩子很惨了,比如严重抑郁、自残,没法去上学了、厌世……这个时候家长才会觉得好像我孩子有点问题。来我们这边咨询的家长,一开始的目的,基本都是希望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帮他们去搞定孩子,不会意识到是他们有什么问题,所以孩子才这样的,这需要一个教育和转变的过程。
这个时间点来求助、来学习,也很好,但是如果家长把家庭教育的学习前置,是不是孩子就不用遭受那么大的创伤了?当你真的看到那么多的孩子,10来岁,最好的年华,活得这么痛苦和艰难,真的很令人痛心。
我们更早地启动家庭教育的学习,家长去了解不同学龄段的孩子,他们身心发展到底是什么情况,有怎样的生理、心理需求,家长应该怎么去建构良好的亲子沟通模式,怎么去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这样持续性、周期性的学习,更多的家长就有意识、有认知。
现在全社会都关注青少年心理问题,学校也把这个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是不是可以把对家长的教育也放进去?光做学生心理筛查是不够的,几百个孩子只配一个心理老师,也是力不从心的,把家庭教育变成我们学校青少年心理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特别要紧。
我做了这些孩子和家长的访谈之后,觉得家庭教育要跟学校联动起来,所以今年启动了一个公益项目,招募全国的班主任和心理老师,希望把我们做家庭教育和青少年咨询的一些经验分享给老师。在和老师的交流中,我们看到老师也很难,当他们敦促家长关注孩子的心理问题,建议家长带明显有状况的孩子去看医生,但家长不理睬。所以学校和家庭应该要把书翻到同一页,大家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才能够去合作,如果因为各种偏差,没有形成合力,那那些孩子就卡在当中了。
澎湃新闻:您在自己的这个家教平台上对于这些来寻求帮助的孩子和家长会设置一个介入的界限么?有没有一些工作原则?比如小孩要求您去跟父母沟通什么他们沟通不下来的事情,比如您明显觉得父母存在很大的问题,您会如何控制这些事情的涉入界限?
陈瑜:是这样子的,一般心理咨询我们强调倾听、共情和提问,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来访者一点点去形成自己新的认知和观念,去梳理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在做青少年咨询,尤其是青少年父母的咨询时,还是需要做一些辅导,因为眼前会有一些非常急切的事情需要处理。我们咨询师有时候要帮助做一些老师、家长、孩子之间的沟通,甚至细节到我们草拟一段话给妈妈,让妈妈发给班主任,跟班主任说我们家孩子明天就要复学了,现在在家有点紧张,能不能请您把我贴给您的这段话发给我的孩子,安抚一下孩子。
其实我们现在做青少年心理咨询,百分之八九十的力气是用在家长身上的,很多孩子不愿意咨询,他会觉得这个咨询师是我妈找来的,一定是来搞我的,因为亲子关系不好,以至于孩子都不愿意接受你提供的资源,所以我们现在跟家长的说法是,孩子不咨询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只有孩子咨询,家长不参与肯定不行,必须爸爸妈妈先动起来,爸妈有发自内心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孩子能体会到的,会进而影响孩子的改变。家庭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当一个点发生变化,这个系统就有变化,家庭系统有了变化,变成一个被修正、被改良的新的模式,就会让孩子有力量。
澎湃新闻:在您的三本书中,您本人和一些教育专家、包括开明的父母,都非常推重真正好的教育是要让孩子按照他们的天生禀赋来成长,去“成为自己”,而这个导向的一定是少作为,少主导,少“鸡”少“卷”,但是这一原则在目前这种评价和升学标准相对单一的局势下,家长其实往往是心里没底的,生怕自己的不作为是不负责任,您提倡的养育孩子要“顺势而为”要怎么理解?您觉得家长要以怎样的底层逻辑和心理建设来坚持这一原则呢?
陈瑜:其实我在这里说大家不要“鸡”不要“卷”,不代表就是让家长躺平、让你不要管孩子了。我这么说是基于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今天教育环境的复杂程度、教育竞争的激烈程度,使得今天的孩子面临的压力要比我们这一代人当学生时大得多,所以你需要给到孩子托举的力量,这是一。
二呢,我认为现在的“鸡”和“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非常盲目,看到别人在怎么做,我也一定不要落下,会被裹挟,然后你会看到爸妈带着孩子非常激进、非常忙碌,但学习效能不一定高。最关键的是,这样的鸡血操作到后来会抹杀孩子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自信,这个是最要命的。所以我们说顺势而为,是说你在看懂孩子的情况下去帮助他更好地应对学习这件事。
在《我为孩子打突围战》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章有法的家长其实都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看懂自己孩子,这是一个大前提,你看懂孩子,你可能就会把他送到他该去的学校,给到他需要的资源,不是一定要选最好的,适合才是最重要的,你能看懂他,你就知道什么样的教育资源是适合他的。盲目冲到金字塔尖,完全不顾及自己孩子的基本特质,这样的教育是很要命的。所以所谓从容的家长,他看到孩子的特质以后,能够找到适配的教育资源,孩子就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土壤里很好地成长。你一定要去发现自己孩子的长板,把长板拉到最长,这个往近了说是孩子当下自信的来源,往远了说也可能未来就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
澎湃新闻:我也觉得在这本新书里“淡定的父母”那一部分很多家长的理念非常好,比如应该让孩子的价值观多元一些,比如人最后是靠自己的长板生存,不用盯着短板看,拼命补短板,比如跑完全程才要紧,而不是赢在起跑线上等等,而最重要的是,这些家长都有自己稳定的价值观和判断,不会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和追求,不会把全部的精力和希望都放在孩子的学业上。您接触过的那些“很稳”的家长是不是普遍都是这样?
陈瑜:对,我会觉得比较健康的父母是相对来说把自己的前半生活得比较明白的人,就是在三四十岁这一阶段,已经把人生很多根本的问题都理过了。比如说《我为孩子打突围战》里那个叫“卉贤”的妈妈,她认为人生就是要找到你自己最热爱的事情并为之燃烧,就是她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形成了一个很底层的内核,而那个内核使得她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示范,孩子能在爸爸妈妈的人生样本上看到说,哦,一个人活得好,是这样的。这很重要。
为什么我们这边来咨询的很多博士硕士、年薪百万的所谓成功人士,会让孩子们觉得你这条路我不想走,是因为很多标签看着好像很光鲜,但他们能感知父母平时的那种状态是他们不喜欢的,既然你40岁把自己活成这样,我凭什么还要重走你的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质疑。所以你把自己活成一个敞亮亮的样子,孩子自然就会被你感染到了,不然你的人生根本没有说服力。很多孩子跟我说,我爸妈学历很高,但对自己的工作也没什么追求,我也没有看到他们在继续学习,闲暇的时候也就是在刷手机。那我为什么要去考名校?就是那些家长自己也没有找到自己人生的动力机制,也只是随波逐流走到了今天,但反过来,他又很怕小孩走不到他这一步,尤其是一些“考一代”的家长,他非常焦虑孩子会“阶层跌落”。而唯一抓在手里确定性的东西,就是孩子的成绩一定要搞上去,一定要上名校,好像这样才能维持现在的一切。但现在这条路已经很难成立了,很多孩子会质疑,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会觉得你告诉我的答案都是功利化的,但这个功利化的公式今天不成立了,你为什么还要来洗脑我?!
澎湃新闻:您一直强调在家庭教育中,关系是基础,先把孩子养亲了,再来谈教育,包括您也提到,当今孩子心理需求的起点很高,不是上一代经验可以覆盖的,而《少年发声》里的孩子也提到过“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愿意跟大人沟通,而是大人会把事情搞得让人扫兴”,如何成为“好聊”的、“不扫兴”的大人,你会给出一些什么建议呢?
陈瑜:在跟那么多孩子打交道的过程中,我还是有一些感悟的。他们来找我,在我们通电话的那一秒,我甚至不知道TA是男生女生,不知道TA几年级,不知道TA在哪个城市,我之前对他们一无所知,但我们一聊就可以聊两个小时,他们会把内心最深的一些东西跟我分享。
第一就是我对这些孩子抱有极大的好奇,我真的很想了解他们,这个是他们可以感受到的,他们会觉得这两个小时,我的世界里只有他们,那样的一种“被看见”本身就是很大的疗愈。很多家长对自己的孩子根本不好奇,本质上你不是那么想了解孩子,有时候小孩要跟你说一件事情,父母会表现得很不耐烦。的确,孩子常常说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但孩子觉得很有意思,那你做大人的一定要珍惜,你一直不要听、不要听,终有一天他们就不说了。其实,但凡你对孩子有好奇,你会从鸡毛蒜皮下面看到他们有很多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感受,还有很多视角是你完全没有想到的,你就会觉得太有趣了。每个孩子都有一个世界的,他喜欢二次元,喜欢某款游戏,都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你对孩子的好奇就会激发他的表达欲,这是一个大前提。
第二就是所谓的倾听,在倾听的过程当中,我是不加判断和建议的,我不会指责他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老师”,或者说“你这么做是不对的”。爸爸妈妈在跟孩子聊的过程当中,事情还没有了解清楚就开始给建议或者下结论,孩子就神烦,就会觉得你在贬低我,因为在你口中这件事情好像很容易处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很没有能力?所以那种不平等感是让他们特别不喜欢的。
还有就是所谓的共情,你是不是真的设身处地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如果是的话,你会在聊天当中有那种自然的流露,比方说,我说“我是你的话,我真的委屈死了”,这种对小孩来说就是很大的情感支持,他就会更想跟你去聊,他会觉得你是一个跟他同频的人,这很重要。小孩对于家长、老师那种营业式的共情太敏感了,他们会觉得你很假,觉得你说难过的时候一点也不难过,就像跟一个AI在说。当然,也不是每个孩子说的东西我都认可,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会在访谈最后跟他去探讨,但我也不是说以质疑或者否定的态度,我会说我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你没有在评判我,然后你的分享里有一些他们觉得有启发的,他们会很开放地接受,他们会比大人更愿意接受不同的意见,那种基于为他考虑的建议,孩子们是会接受的。
澎湃新闻:您书中谈到一类把自我评价完全维系在成绩上的所谓学霸学生,高竞争感,高焦虑,分秒必争,“他们不太有时间去探索成绩和排名之外的世界,也不太有时间去看见自己”,而一旦脱离了这个评价体系,他们将来很可能会遭遇到严重的挫折感和认知危机,最关键的是,如同陈默老师大声疾呼的:“他们太不快乐了!”但是因为他们成绩好,自律,家长又不会觉得他们有问题,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不是吗?
陈瑜:他们不会觉得孩子有问题的,只要孩子一直能保持名列前茅,他不开心在家长看来完全不是问题,但是哪一天他的不开心影响了他的成绩了,这就是问题了。所以其实我这些年采访那么多的孩子,学霸休学的比例是最高的,就是到一定阶段读不动了,因为他们是把学习成绩和自己的价值画等号的,对其他人来说,一次考试是我这一个阶段学习成果的检验,但对他们来说,很可能是对他们人生价值的检验。等长大之后,不用学习成绩这个标准了,他们会去找替代,比如说薪资、社会地位,会找这些外部的标杆去刻画自己。但问题是总有人比你考得好,总有人比你挣得多,所以他们其实永远处于一种不满足的状态,永远处于一种对自己不满意的状态,这个是很痛苦的。
为什么那么多的学霸进入重点学校以后,会抑郁焦虑、躺平休学?就是因为他会觉得我凭借自身的努力,再也达不到名列前茅的位置了,这个时候他们的价值系统就垮了。这里面最深的一个问题还是回到家庭教育,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么多年来,我成绩好,我才是有价值的,我成绩好,我才能够得到爸爸妈妈的爱,当我成绩不好了,我就没有价值了,我就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人,这是人最深的恐惧。这在我对话的学霸里非常有普遍性。家长在教育的过程中,可能给孩子的反馈就让他们得出了这个结论。之前有个一直是年级第一的学生跟我说,“我就像是一个窃取了皇冠上宝石的窃贼,随时随地都会被拉出去砍头”,她很恐惧,因为她其实没有价值感,会觉得我不配得到。这些孩子虽然竞争感很强,你看他是赢过别人的,但是内心是很虚弱的,那种终有一天要被超过的感觉会让他们格外努力,但努力到后来会格外焦虑。
澎湃新闻:在您这一系列的访谈中,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小众的教育途径,不是指体制外,体制外现在已经是另一种体制了,而是那些在家自学的、学国学班的、少年自考的这种,这些相对另类的教育途径,以您的观察来说走得顺利吗?
陈瑜:就我现在接触到的孩子,我觉得这条路还是不成熟的,问题不是出在学习上,我刚才也提到了,其实现在获取学习资源的渠道是很多的,最大的问题是社交,他们会非常孤独。首先,他们在独自学习,要极度自律,你要自己定学习节奏、学习目标,并很好地执行,这很难。第二就是太孤独了,感觉自己被隔离,像一座孤岛。我因为采访这些孩子比较多,我还给他们拉了个群,把那些目前休学在家还想自学的孩子拉在了一起,让他们能够互相有一个支持。但是这条路本身我觉得不太成熟,至于未来的出路,我也不知道有什么路径是能让社会去接纳他们的,除非是有很强的一技之长可以安身立命,否则的话,他们兜兜转转可能还是要去考学。这些小众路线目前来看还完全不能够作为一个补充。
相比于主动选择自学道路的孩子,其实目前休学在家的孩子才是更大的问题,这样的孩子实际上很多。以前我们做心理咨询,一个孩子休学一个学期,顶多一年,也差不多就可以回学校了,但现在很多孩子一来找我们,就已经休学两三年了,这样的话,复学的难度就很大,这些孩子以后怎么办?这是一个新的社会问题。他们中有很多既不接受留级,也不接受转学,也不接受换赛道,然后你想,一个人跟社会脱节两三年之后,他连出去社交和面对别人都会很难。这些孩子想要重新找到一个路径的话,难度系数是很高的,所以,家长真的不要把孩子逼到这一步。
澎湃新闻:另外,您在书中几次谈到游戏对很多青少年来说都是“社交货币”,但是家长往往又视之如洪水猛兽,那以您的工作经验来看,会怎么看待打游戏的问题呢?
陈瑜:家长来找我们的时候,都会说孩子“沉迷游戏”,那首先我们要跟他确认一下概念,你说沉迷游戏,那我就问你孩子每天打多少时间?他说半小时。半小时怎么叫沉迷游戏?沉迷游戏是有一个定义的,比如说你每天在游戏上花6~8小时以上,严重影响了你的正常学习、社交和生活,这才叫沉迷游戏,像孩子双休日玩个一两个小时,这不叫沉迷游戏,这是对于概念的厘清。
第二,我们是不是接纳孩子他是有娱乐休闲的权利的,好比我们小时候在弄堂里跳橡皮筋、放学之后跟同学玩,一直到爸妈五六点钟下班,你三个小时在外面玩是有的吧?那今天的孩子没有什么群体活动,他们群体活动可能就是在线上。我们不说一天给孩子打三小时游戏,一天玩一小时怎么样?天不会塌下来的。但现在很多的情况是家长看到孩子拿手机就很敏感。
所以在游戏的问题上,对概念的廓清和对权利的确认是很重要的。你确认孩子有休闲娱乐的需求和权利的话,那就每天给到他这个时间段,这是完全可以的。而当孩子这部分的需求被满足了,他的愉悦度会高,否则他就觉得我是一个没有任何其他生活的学习机器。
我之前采访一个孩子,他玩一款游戏,需要40分钟闯关,他妈妈就非得跟孩子定协议,就只给他每天打30分钟,他每天就差10分钟没法闯关,就很不舒服,他说,妈妈让我关掉我也没办法,但我坐在书桌前,我要从游戏的遗憾当中缓过来,可能就要半小时。这个很真实的,好比你金庸小说一个重要情节看了一半,一定要叫你去吃饭,你这个饭是不是吃得也不香?你就理解一下孩子,双方找到一个互相能够平衡的点,这个是家长跟孩子合作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们再来看真正沉迷游戏的孩子,你要去看这个孩子在游戏当中满足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比如,成就感的需求。很多学霸孩子书不读了,休学在家,他在游戏里非得要打到地区排名第一,这其实是对现实生活的一个补偿,他要有这样的成就感。还有我们说到的社交,如果现实中同伴关系有问题,但是在网上有一群可以一起打游戏的朋友,他觉得和他们在一起是开心的,这是归属感的需要。还有一些小孩打游戏,是因为觉得爸妈太烦了,他其实是对亲子关系的一种回避,我把自己放到这个虚拟空间里,我就把那些烦恼都隔在外面了,游戏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避难所。所以,你要去解决的是这背后的一系列问题,当孩子的需求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满足了,他就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在游戏里头了。你要去解决的是根本问题,而不是去抢他的手机,甚至是去砸手机,断网断电,这只会让亲子关系变得越来越糟,对于解决孩子沉迷游戏是一点用也没有的。
澎湃新闻:您在《少年发声》的结尾处写道:“10年前,说到面向未来,我们以为那就是昂扬向上的意思,但今天,未来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教育毫无疑问需要革新,我们要让中国教育配得上今天的孩子。”在您看来,这种革新的大方向或者说应该考虑的关键是什么?
陈瑜:我觉得大方向就是教育本身要符合人的发展规律和需求,现在的教育我觉得很多地方已经背离了,让孩子为了成绩这个唯一的目标,把自己生而为人的最基本的需求、精神的追求包括自我探索、自我实现,都屏蔽出去了。这不是教育的本质或者教育的初心,我们的教育不是要去打造一台台吞吐正确答案的考试机器,我们希望他们未来能够去构建自己的人生。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关注到那些以人为核心的教育,而不是以成绩为核心的教育,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来说,就是教育是不是能够更加对接未来时代发展的需求,这也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现在的教育太工业化了,而时代已经要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了。我们哪来的自信说我们今天给到孩子的这些东西是让他们可以作为铠甲去应战的?如果说我们整个教育目前这艘大船要掉头、要转航很难,但至少作为家长,你得有这个意识,你的家庭教育能不能注重孩子人的层面,注重孩子未来的层面,对吧?
我前一阵子做了一套生涯规划的课,题目就叫“看懂孩子,看懂时代”,可能这个是我们家长要去做的功课。上次有个老师说了一句话我很同意,他说未来可能孩子们不是找工作,而是找事儿做,未来很多的孩子会变成个体劳动者,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或者是一个小团体的工作者,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常态。那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能有一技之长,你能用你的专长去和这个社会进行交换。如果我们今天培养的孩子除了会刷题,他没有什么特长,没有想法,那有什么用呢?我们现在看视频,有多少有趣的新工作,都是我们原先想象不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作为家长,真的要让家庭教育回归到人,同时能够回应未来。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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